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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达开平生事迹

归档日期:10-12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后方基地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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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石达开(1831年-1863年),小名亚达,绰号石敢当,广西贵县(今贵港)客家人,太平天国名将,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武学名家,初封“左军主将翼王”,天京事变曾封为“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”,军民尊为“义王”(本人谦辞不受)。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,十六岁“被访出山”,十九岁统帅千军,二十岁封王,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,有关他的民间传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,表现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。

  石达开简传1831年,石达开出生于广西贵县(今贵港市)北山里那邦村一个小康之家[1-2],客家人,原籍广东和平县,母亲是壮族人,有两妹一姊,没有兄弟。石达开幼年丧父,八、九岁起独撑门户[3],务农经商之余,习武修文不辍,十三岁时处事已有成人风范,因侠义好施,常为人排难解纷,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“石相公”。[4-5]

  道光年间,官场腐败,民生困苦,石达开十六岁那年,正在广西以传播基督教为名筹备反清起义的洪秀全、冯云山慕名来访,邀其共图大计,石达开慨然允诺[1][6],三年后毁家纾难[7],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,被封为左军主将[8]。1851年12月,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,石达开晋封“翼王五千岁”,意为“羽翼天朝”。[9]

  从1851年1月到1853年3月,石达开随太平军转战数省,战功卓著,尤其是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,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,形势万分危急,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,开辟河西基地,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,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,取得“水陆洲大捷”,重挫清军士气[10-12],其后,为全军先导,经河西安全撤军,跳出反包围圈,夺岳阳,占武汉,自武昌东下金陵,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令清军闻风丧胆,号之曰“石敢当”。[13]

  1853年3月,太平天国定都金陵,改号天京,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。定都之后,诸王享乐主义抬头,广选美女,为修王府而毁民宅,据国库财富为己有,唯石达开洁身自好,从不参与。[14-16]

  1853年秋,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,节制西征,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、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,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,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,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(今合肥),

  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。[17-18]过去,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,地方行政一片空白,石达开到安徽后,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,选举基层官吏[19-21],又开科举试[22],招揽人材[23],建立起省、郡、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[24-25],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;与此同时,整肃军纪,恢复治安,赈济贫困,慰问疾苦,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,并制定税法,征收税赋,为太平天国的政治、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。[26-29]

  1854年初,石达开在安徽人民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,回京述职[30],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[31],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,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。[32]

  1854年夏秋,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,节节败退,失地千里。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,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,加紧操练水师。[33-35]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,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,亲赴前敌指挥,于1855年初在湖口、九江两次大败湘军,湘军水师溃不成军,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,被部下救起,西线]同年秋天,石达开又挥师江西,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,由于他军纪严明,施政务实,爱护百姓,求贤若渴,江西人民争相拥戴,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,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,对手哀叹“民心全变,大势已去”。[39-42]

  1856年3月,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,至此,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,对外联络全被切断,可惜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,虽然大破江南大营,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,却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。

  同年9月,“天京事变”爆发,东王杨秀清被杀,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,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,急忙赶回阻止,但为时已晚。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,意图予以加害,石达开逃出天京,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。

 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,上书天王,请杀北王以平民愤,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,遂下诏诛韦。11月,石达开奉诏回京,被军民尊为“义王”,合朝同举“提理政务”。他不计私怨,追击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,不咎部属,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,人心迅速安定下来。在石达开的部署下,太平军稳守要隘,伺机反攻,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杨辅清、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,独当一面,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。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,心生疑忌,对石达开百般牵制,甚至意图加害[43-44]。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,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,前往安庆。

  1857年9月,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持“义王”金牌请石达开回京,石达开上奏天王,表示无意回京,但会调陈玉成、李秀成、韦俊等将领回援,并以“通军主将”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。[45-55]此后,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、吉安,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。因没有水师,无法渡过赣江,救

  援行动失败,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,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,欲开辟浙闽根据地,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。

 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,为阻止石达开攻浙,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,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,领兵入浙。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,但江西建昌、抚州失守后,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,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在被天王封为“木天义”后从福建撤军,为免四面受敌,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,撤往福建,后又转战到江西。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,却牵制了大量清军,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、二破江北大营、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  是冬,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,决定进攻湖南,取上游之势,再下趋湖北,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[56],并伺机分兵入川。1859年春,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,发动 “宝庆会战”。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,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,军心全线动摇,只得将因势利导,全力援湘。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,石达开孤军作战,未能攻克宝庆,被迫退入广西休整。

  1861年9月,石达开自桂南北上,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,自此,为北渡长江,夺取成都,建立四川根据地,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,先后四进四川,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,突破长江防线月,太平军到达大渡河,此时太平军尚有四万余人。对岸尚无清军,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,次日渡河,但当晚天降大雨,河水暴涨,无法行船。三日后,清军陆续赶到布防,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,多次抢渡不成,粮草用尽,陷入绝境。为求建立“生擒石达开”的奇功,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,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,经双方谈判,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,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。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,随石达开进入清营,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,清军背信弃义,两千将士全部战死。

  1863年6月27日,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,慷慨陈词,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,无言以对,而后从容就义,临刑之际,神色怡然,身受凌迟酷刑,至死默然无声,观者无不动容,叹为“奇男子”。[57-58] 石达开受刑时,被割一百多刀,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。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,四川布政使刘蓉敬佩的说他“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,而词句不卑不亢,不作摇尾乞怜语。临刑之际,神色怡然,是丑类之最悍者。”石达开远征人数考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会。许多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夸大了,有的说是20万人,有的说是十余万人,有的不说具体数字,只说大队人马。这样一来,大家就认为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,大闹分裂,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。其实史实并不如此。根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中说:

  “传闻本月十一日(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牢6月2日),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,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。”

  这里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,但未说人数。但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,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,人数显然不多。

  7天之后,即1857年6月9日,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微无为州,清方福济,郑士魁等的奏折中说:

  “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:五月十八日(即1857年6月9日)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,道经该州前往上游,到处张贴伪示,传谕各贼。察其词意,因洪逆疑忌过甚,惧害脱逃。”

 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其中所说的“伪示”即右达开的《五言告示》也在多处发现,有案可查,绝非虚构。因此,我们就可以说,石达开离京时带定的人数不过数千人,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,不会少报。

  9月,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,罢免了安福二王,派人送“义王金牌”邀石达开回京主政,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“诚意”,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,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,因此决定从此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,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。然而,尽管如此,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---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,“令贼党李寿(秀)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,又调贼党陈玉成,洪仁常,洪春元,韦志俊,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,并欲赴援江西,窜扰浙江”。据德兴阿奏报说,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。

  10月5,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,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,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。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,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,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,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。以军队论,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《李秀成自述》本身也承认,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“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”,所谓“打宁国之兵”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,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。同样,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,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,也并没有就近带走。以将领论,除了陈玉成、李秀成、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,安庆张朝爵、陈得才,无为朱凤魁,彭泽赖冠英,潜山叶芸来,还有梁立泰,陈坤书,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,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,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,其中如张朝爵、陈得才、叶芸来,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。据《李忠武遗书》记载,东梁山一带都是石达开的部下,他们前来追随石达开时,石达开“劝令皆散去”,只是“其党皆不肯,仍从石逆在安庆。”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,对于某些自愿来追随他的队伍还曾劝他们返回原驻地。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,著名者只有张遂谋,赖裕新,傅忠信,余忠扶等几人而已,其中没有一名侯爵,除石达开亲族外,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,检点也只有三人,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,彭大顺,吉庆元,汪海洋,谭体元等,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,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“将军”,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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